每個人都有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，即使為了全社會的福祉也不能被超越。
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，平等公民的自由權是確切不移的；正義所保障的權利，並不受制於政治上的妥協或社會利益的權衡。
作為人類活動的首要德性，真理和正義都是絕不妥協的。
以上是已故哲學家羅爾斯的談話；他以「正義論」知名，我很榮幸緬懷他的磅礡。
這未必是真理，他生前就被同為哈佛教授的桑德爾挑戰。
https://youtu.be/sHHa4ETr2jE
即使你也讀完桑德爾的12堂正義課，我仍認為你還不是記者。因為，當正義必須落在司法才得以彰顯的時候，我們也必須理解這個體系如何運作。
以下的冗文，我請台南高分檢檢察官黃全祿先生指正過，不致有大問題。依我想法，不是警政司法線的記者，更應該看一遍。
●第一部：檢警調
刑事訴訟案件之形成，先有告訴、告發，後有公訴、自訴。
「告訴」，指被害人向檢（警、調）指控罪犯；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，依法得獨立告訴。
「告發」，是指知悉犯罪的任何人都可向檢（警、調）舉發。
地檢署為此設有申告鈴。我們常寫的「按鈴控告」，不單指「告訴」，其實包含「告發」。
受理告訴、告發後，檢察官於偵查中如果發現有犯罪嫌疑，可以代表國家，對被告提起「公訴」，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這時，檢察官是公訴人，嫌疑犯成了被告，被害人反而退居為證人或關係人。
「自訴」，是被害人委任律師直接向法院提出告訴，自己就是原告。
在重視人權的民主國家，報導任何刑事訴訟案件，都應有檢辯雙方的說法。
因此，我們如果常態以檢、警、調的辦案意見為意見，其實是嚴重的病態。因為，對於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證據，依法均應予調查。
廣義的刑事偵查，包括檢察機關的「正式偵查程序」，以及由司法警察（官）協助偵查的「調查程序」。
縣市長、調查局長、警政署長都是甲級司法警察官，可自行發動調查，再移送檢方偵辦。
位階較低的乙級司法警察官，和一般更低階的司法警察，同受檢方依法指揮辦案。
未成年人犯罪，直接移由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庭調查審理。
我們扣緊「少年事件處理法」，稿件的措辭也儘量不傷這些兒童和少年的心。例如，稱「護送」而不稱「移送」，稱「處理」而不稱「審理」，寫成「相關少年稍後都被『護』送到少年法庭『處』理」。
由司法警察（官）協助偵查的調查程序，常見的包括「警方通知某甲到案說明」、「調查站約談某乙」。
被約談者的身分屬性，可能是「證人」，或者是「關係人」，未
必是「犯罪嫌疑人」。
我們報導某人被約談，如果他只是證人或關係人的身分，應該在導言或重要段落敘明，不要讓讀者誤會他的清白。
犯罪嫌疑人，我們新聞上稱嫌犯，不稱犯嫌。
約談，有時以電話或信函邀約，地點也可能在受約者家中。
這種情況較無強制性，如果到當事人家中，我們甚至可稱「訪談」，以便和凝重的「約談」區隔。
這種我們經由報導所形塑的凝重「約談」，幾近暗示當事人有犯罪嫌疑，指的是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：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得使用通知書，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。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，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。 」
可見，「警方通知某甲到案說明」和「調查站約談某乙」，應是同一調查程序。
前述通知書，我們寫成「約談通知書」，它和「傳票」不同。
「傳票」，以「偵」或「他」字編列案號，由偵查犯罪中的檢察官簽名開具，傳喚被告到庭接受訊問。
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，檢察官依法得命拘提。
拘提被告，應用「拘票」。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特殊情況，得不經傳喚，逕行拘提。
現行犯，任何人都可逕行逮捕之。
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，為現行犯。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以現行犯論：
1、被追呼為犯罪人者。
2、因持有兇器、贓物或其他物件、或於身體、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，顯可疑為犯罪人者。
不論是警方或調查單位辦案，一般情況下不得夜間詢問人犯；調查告一段落的案件，會依違反某某法規「移送」檢方偵辦。
人犯同時被解送到地檢署接受檢察官訊問的，稱他被「隨案移送」，或「移送檢方複訊」。
犯罪嫌疑不明顯的輕案，我們有時略稱「函送」。
一般人犯罪，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，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24小時內，向法院聲請羈押，否則應立即釋放。被告亦得依法聲請法院提審。
以前我們寫「檢察官訊後『飭回』」，由於措辭太官僚，檢方自省逐漸改稱「請回」。
我認為，有些犯罪嫌疑人先前可能被司法警察（官）逮捕，寫檢察官放人可稱「釋回」；「偵」字案件的關係人、證人，或「他」字案件相關人等，我們才稱「請回」。
司法警察（官）應於逮捕或拘提犯罪嫌疑人之時起16小時內，將人犯解送檢察官訊問。
這已是前述「24小時限制」的三分之二，檢察官必須在剩餘的8小時內，「釋放」或向法院「聲請羈押」被告，但也可以做出「具保」、「責付」、「限制住居」或「限制出境」等強制處分。
「具保」，就是要求繳納保證金或提供保人；
「責付」，就是被告交由特定人看管，須隨傳隨到；
「限制住居」，有時和「具保」或「限制出境」合併處分，它就如字面意思命被告限制住居，但不少記者誤寫成「限制居住」。
羈押被告，應用「押票」，由司法警察解送指定的「看守所」。
判刑確定的，才由檢察官發監執行；監，「監獄」。
「台北看守所」位於新北市土城區，媒體常誤稱「土城看守所」，我們不要錯。
下個單元討論「司法」之前，還須理解以下的概念。
例如，我們一直強調，寫檢、警、調偵辦犯罪新聞，不要忘了加上「涉嫌」二字，這不只保護我們、尊重當事人，更是多數人所認同法律的精神之一。
◆罪刑法定主義
刑法：「行為之處罰，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」
◆無罪推定原則
被告未經法院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，應視為無罪。
◆罪疑唯輕原則
適用證據，應朝對被告有利的方向去審酌。
「告訴」，指被害人向檢（警、調）指控罪犯；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，依法得獨立告訴。
「告發」，是指知悉犯罪的任何人都可向檢（警、調）舉發。
地檢署為此設有申告鈴。我們常寫的「按鈴控告」，不單指「告訴」，其實包含「告發」。
受理告訴、告發後，檢察官於偵查中如果發現有犯罪嫌疑，可以代表國家，對被告提起「公訴」，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這時，檢察官是公訴人，嫌疑犯成了被告，被害人反而退居為證人或關係人。
「自訴」，是被害人委任律師直接向法院提出告訴，自己就是原告。
在重視人權的民主國家，報導任何刑事訴訟案件，都應有檢辯雙方的說法。
因此，我們如果常態以檢、警、調的辦案意見為意見，其實是嚴重的病態。因為，對於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證據，依法均應予調查。
廣義的刑事偵查，包括檢察機關的「正式偵查程序」，以及由司法警察（官）協助偵查的「調查程序」。
縣市長、調查局長、警政署長都是甲級司法警察官，可自行發動調查，再移送檢方偵辦。
位階較低的乙級司法警察官，和一般更低階的司法警察，同受檢方依法指揮辦案。
未成年人犯罪，直接移由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庭調查審理。
我們扣緊「少年事件處理法」，稿件的措辭也儘量不傷這些兒童和少年的心。例如，稱「護送」而不稱「移送」，稱「處理」而不稱「審理」，寫成「相關少年稍後都被『護』送到少年法庭『處』理」。
由司法警察（官）協助偵查的調查程序，常見的包括「警方通知某甲到案說明」、「調查站約談某乙」。
被約談者的身分屬性，可能是「證人」，或者是「關係人」，未
必是「犯罪嫌疑人」。
我們報導某人被約談，如果他只是證人或關係人的身分，應該在導言或重要段落敘明，不要讓讀者誤會他的清白。
犯罪嫌疑人，我們新聞上稱嫌犯，不稱犯嫌。
約談，有時以電話或信函邀約，地點也可能在受約者家中。
這種情況較無強制性，如果到當事人家中，我們甚至可稱「訪談」，以便和凝重的「約談」區隔。
這種我們經由報導所形塑的凝重「約談」，幾近暗示當事人有犯罪嫌疑，指的是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：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得使用通知書，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。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，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。 」
可見，「警方通知某甲到案說明」和「調查站約談某乙」，應是同一調查程序。
前述通知書，我們寫成「約談通知書」，它和「傳票」不同。
「傳票」，以「偵」或「他」字編列案號，由偵查犯罪中的檢察官簽名開具，傳喚被告到庭接受訊問。
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，檢察官依法得命拘提。
拘提被告，應用「拘票」。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特殊情況，得不經傳喚，逕行拘提。
現行犯，任何人都可逕行逮捕之。
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，為現行犯。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以現行犯論：
1、被追呼為犯罪人者。
2、因持有兇器、贓物或其他物件、或於身體、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，顯可疑為犯罪人者。
不論是警方或調查單位辦案，一般情況下不得夜間詢問人犯；調查告一段落的案件，會依違反某某法規「移送」檢方偵辦。
人犯同時被解送到地檢署接受檢察官訊問的，稱他被「隨案移送」，或「移送檢方複訊」。
犯罪嫌疑不明顯的輕案，我們有時略稱「函送」。
一般人犯罪，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，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24小時內，向法院聲請羈押，否則應立即釋放。被告亦得依法聲請法院提審。
以前我們寫「檢察官訊後『飭回』」，由於措辭太官僚，檢方自省逐漸改稱「請回」。
我認為，有些犯罪嫌疑人先前可能被司法警察（官）逮捕，寫檢察官放人可稱「釋回」；「偵」字案件的關係人、證人，或「他」字案件相關人等，我們才稱「請回」。
司法警察（官）應於逮捕或拘提犯罪嫌疑人之時起16小時內，將人犯解送檢察官訊問。
這已是前述「24小時限制」的三分之二，檢察官必須在剩餘的8小時內，「釋放」或向法院「聲請羈押」被告，但也可以做出「具保」、「責付」、「限制住居」或「限制出境」等強制處分。
「具保」，就是要求繳納保證金或提供保人；
「責付」，就是被告交由特定人看管，須隨傳隨到；
「限制住居」，有時和「具保」或「限制出境」合併處分，它就如字面意思命被告限制住居，但不少記者誤寫成「限制居住」。
羈押被告，應用「押票」，由司法警察解送指定的「看守所」。
判刑確定的，才由檢察官發監執行；監，「監獄」。
「台北看守所」位於新北市土城區，媒體常誤稱「土城看守所」，我們不要錯。
下個單元討論「司法」之前，還須理解以下的概念。
例如，我們一直強調，寫檢、警、調偵辦犯罪新聞，不要忘了加上「涉嫌」二字，這不只保護我們、尊重當事人，更是多數人所認同法律的精神之一。
◆罪刑法定主義
刑法：「行為之處罰，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」
◆無罪推定原則
被告未經法院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，應視為無罪。
◆罪疑唯輕原則
適用證據，應朝對被告有利的方向去審酌。
●第二部：司法正義
正義，JUSTICE，JUST--ICE，冰一般晶瑩剔透，冰般的冷。
人民向法院聲請人身保護令，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，法官們總是冷冷回應這些。但，司法的好處之一，也在於它必須回應。
不論人民或政府，都可以朝著法院聲明自己的權益，所以是「聲請」。
向法院，人民除了可以聲請人身保護令，也可以聲請假處分他人財產，更可以聲請調解、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。
為了防制任意侵犯人民，所以檢察官必須向法官聲請通信監察、聲請搜索民宅、聲請羈押被告；縣市政府也必須向法官聲請，才能假扣押某建商的財產。
當然，行政機關一樣可以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，檢察官也可聲請簡易判決量刑。
說這麼多，是為了區別「聲請」與「申請」。
向行政機關，我們稱「申請」。例如，政府推出某種福利措施，符合條件的人民可以「申」請，不是「聲」明自己的權益。
行政部門之間也用申請，例如警調拘提犯罪嫌疑人是檢察官的權限，所以寫「警方向檢察官申請拘票」。
有些特殊情況如國家賠償事件，不能說人民符合受害條件而向政府「申請」，所以公文書和新聞上都稱「請求」國家賠償。
行政機關設有「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」，如果官官相護而決定不賠，人民可以另向法院提起求償的訴訟，常被簡寫為「向法院『聲請』國家賠償」。
正常情況下，人民對抗行政部門是從「訴願」開始；例如，因交通罰單登載不實而訴願。如果行政部門仍然官官相護而駁回，人民被迫才提起行政訴訟。
行政訴訟之外，還有民事訴訟、刑事訴訟。
法院，我國採3級3審。
新聞基礎工程系列的這個單元，無意討論司法的專業，也不是為司法記者提供採訪或寫作的意見，僅僅是替一般記者和編輯整理基本資料，想進一步理解相關法律規定，請到法務部網站之「全國法規資料庫」檢索。
法院分3級：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。
第1級的地院，原則上設於縣市，但台北市和新北市人口多，台北市設有「台北地方法院」和「士林地方法院」，各兼管新北市部分鄉鎮市，新北市另設「新北地方法院」。
第2級的高院，一般指的是「台灣高等法院 」，它在花蓮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設有分院，我們稱「XX高分院」。當然，另有福建金門高分院。
第3級的最高法院，自然是指「中華民國最高法院 」。大法官直屬司法院，不是指最高法院的法官。
3級法院各有對應的檢察署，我們稱地檢署、高檢署、最高檢署；高分院對應之檢察署，我們稱高分檢署。
檢察署之檢察官如多於6人，可分組辦事，設主任檢察官。
檢察署之首長稱檢察長，他的副手為襄閱主任檢察官，記者常稱「襄閱」；襄閱主任檢察官通常也被任命為檢察署的發言人。
最高檢署的首長，稱檢察總長。最高檢署可設特別偵查組，就是前幾年因扁案爆紅的「特偵組」。
法院設院長，法官兼任；地方法院設民事庭、刑事庭、簡易庭及其它專業庭，庭長也由法官擔任。院長和庭長，都可以說是法官中的「官」。
開庭審理案件時，法官人數有規定。地院可1名法官獨立審判，或3人合議審判；高院由3人合議審判、最高法院5人合議審判。
合議審判時，設審判長，由庭長或資深法官擔任。
法院另設書記處，設書記官長，記者們常稱「官長」。
地方法院也設有「民事執行處」，它和「行政執行署」不同。
各地的「行政執行分署」，隸屬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，最有名的業務是催討欠稅和罰款，可「管收」欠稅大戶，
地院所設的「民事執行處」，處理的是民事訴訟中的財產扣押、處分，包括查封、拍賣不動產，例如法拍屋。
3審，是指同1案件的3次審判，以免單次誤判無法挽救。
第1審和第2審是「事實審」，有2次機會雙重確認事實；第3審是「法律審」，只檢視之前的審判有無違反法律或判例。
3級未必對應3審。
例如，地方法院於刑事案件有第1審管轄權，但內亂罪、外患罪和妨害國交罪，第1審管轄權屬於高等法院。又如，簡易判決的第2審仍在原法院。
當事人不服第1審的判決時，可以「上訴」；檢察官一樣可以不服而上訴。
1審判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，強制上訴2審；2審判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，強制上訴3審。
這個機制的運作，是由原審法院把案件逕提管轄的上級法院，不須人民或檢察官上訴。
「抗告」，是對法院其它裁定的不服，不是對法官判決的不服。
例如，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，法官裁准時，被告可以抗告，上級法院可駁回抗告，也可要求原審法院重為裁定。
相對地，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，法官駁回時，檢察官也可以抗告。
舉例說，台北地檢署聲押某甲，台北地院法官沒有裁准而放人，檢方不服，向高院抗告，高院撤銷原處分，台北地院必須重新裁定。但故事還沒完，因為，台北地院重為裁定未必就是准予羈押某甲，檢察官又要抗告了。當然，高院也可以自為裁定。
這些，司法人稱之「程序正義」，我們新聞人愛湊熱鬧，自然競相報導，但如果講不清楚，讀者會一頭霧水。
3審，是我國司法的普遍原則，未能3審的是例外。
這些例外，包括鄉鎮市調解委員部分調解案的司法效力，以及第2審就必須判決確定的案件。
以民事訴訟案件為例，如果爭執利益在新臺幣150萬元以內，就不能上訴第3審。
刑事訴訟案件中，如果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專科罰金，或是一般的竊盜罪、侵占罪、詐欺罪、背信罪、恐嚇罪、贓物罪，同樣不能上訴第3審，2審就定讞。
不論是在哪1審完成，「定讞」都是指全案審理終結，判決也已經確定，人民和代表國家起訴的檢察官都不得再上訴。
最後要談的「再審」和「非常上訴」，卻是對應這種情況的例外。
「非常上訴」只發生在刑事訴訟案件；在我國，也只有檢察總長1人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。但是，不論當事人或檢察官，都可向檢察總長聲請，由他決定是否提起非常上訴。
「再審」可於民事或刑事訴訟中發生。民事，我們稱「提起再審之訴」；刑事，我們稱「聲請再審」。
儘管「聲請再審」和「非常上訴」是法律學者支持的必要救濟管道，也都必須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能提出，但這些例外畢竟讓一些已定讞的案件繼續拖延下去，真相也愈加渾沌不明。有些政客的貪瀆案件竟然可以「更5審」、「更6審」，更加教人氣憤難消。
近年已有「妥速審判法」，期能改善這種狀況。
2015.0703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