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多年前採訪黨外運動及街頭抗爭，記者常被視為國民黨同路人，動輒被群眾辱罵、攻撃，現今淪為被警察逮捕，真是造化弄人。
那些年的抗爭很激烈，警察、群眾都受傷，記者當然也難免。
即使像選舉造勢的非抗爭場合，記者也常被辱罵、攻擊，起因只是有人喊了一聲‘爪耙仔’。
那個年代，除了自立晩報及台灣時報、民眾日報，其它媒體記者都被支持黨外的群眾所敵視。但夜黒風高時，那3報記者一樣陷入險境。
記者保護自己的最佳選擇，就是站到警察這邊。我確實看過混在群眾當中的記者，卻也目擊他們被拉扯相機，混亂中還挨了幾拳。
少數記者和掛著相機的我，很快就能逆境求生，找到較能保護自己的方法。
每到現場，我一定先高調和群眾那方的政治人物打招呼，抽菸聊天之餘，還陪他四下走動，然后再退入警察勢力範圍內，接受保護。
這樣做的好處是，萬一爆發嚴重衝突，我有機會被群眾認定是‘自己人’。唉，也就是現在警察所懷疑的‘同路人’啦！
偶有記者受傷，各家媒體照例大叫‘新聞自由’；其它記者都不曾叫苦，因為我們就是要採訪。
前述困境，直到民進黨成立才漸有改善，主要是幹部明白爭取媒體支持的重要，開始強力約束支持者，不得對記者動口動手。
不過，政客們改撕報紙，搞退報運動。
informed consent，譯作知情同意，原是醫藥實驗的倫理規範，新聞採訪雖也引為準則之一，但不適用於前述情境。
‘知情同意’不光是採訪前表明身分，還包括向受訪者說明文字或影像將如何發布，並分析傳播后對受訪者可能的影響。
反過來説，即便未被正式告知，受訪者的‘知情’，除了記者的身分、所屬媒體，還應該理解得失利弊。
但，失控的群眾怎會在乎得失利弊？經過部分媒體傳播，終究被型塑為‘暴民’，民進黨的形象也因此扭曲好多年。
現在的情況有點好笑，記者被政府和警察推向群眾這邊，有人被打、有人被捕。這次，不知又是誰來約束警察？
2015.07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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